鋼琴協奏曲 “徐悲鴻的彩墨畫” 世界首演

一份丟失了的音樂手稿
徐芳芳
半個世紀以來，我一直為失去了一首鋼琴協奏曲而傷感，那是作曲家江文也（1910-1983）在我十六歲時為我寫的。這份手稿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間丟失，只有第三樂章最近才找到。
我第一次見到江先生是在我的童年時代，他來拜訪我的父親徐悲鴻（1895-1953），他是20世紀中國最有影響的畫家和美術教育家。江文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作曲家, 也是我父親擔任校長的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音樂系的教師。我記得他濃密的黑髮梳到後面, 還有他和藹的笑容。他有時會給我父親做按摩, 使他睡得更好。父親送給他一幅水墨畫的馬, 以示謝意。
1950 年, 藝專音樂系與其他音樂院校合併, 在天津成立了享有很高聲譽的中央音樂學院, 江文也成為了該校作曲系的教授。然而 1957 年他在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 失去了教授職位和出版及演奏自己作品的權利。同年, 我是北京僅有的五名三年級小學生之一, 被中央音樂學院附小錄取, 主修鋼琴演奏。1953 年父親去世後, 江文也仍常來我家做客。他還將父親畫的馬捐贈給徐悲鴻紀念館, 那是1954年在周恩來總理的推薦下成立的。
雖然小時候我從未和江文也交談過, 但我一直很佩服他的音樂才華, 從母親那裡聽說他的管弦樂作品《臺灣舞曲》在 1936 年柏林舉行的奧林匹克國際藝術比賽中獲得了特別獎。這是中國作品第一次在這個國際比賽中獲最高獎項。 江文也是最早為西洋管弦樂隊創作中國音樂的人之一; 他也是中國鋼琴音樂的先驅。在搬到北京的中央音樂學院附中讀三年級時，我決定在音樂學校裡找江文也交談。當時他被降到函授部。我告訴他，我想向他求教。他問我在學什麼鋼琴作品。我說：“貝多芬奏鳴曲和巴赫的《十二平均律》”。我沒有對任何人提起與江文也的接觸，因為怕可能引起政治後果。
一天，我在校園裡走過一號樓時, 江文也站在一個二層的陽台上朝下望著我說：“我給你寫的鋼琴協奏曲快完成了”，他邊說邊做出彈鋼琴的手勢。1964 年秋季的一天, 他來我家, 交給我媽媽廖靜文三個樂章的《鋼琴協奏曲徐悲鴻的彩墨畫》。我很高興看到他精美的音樂手稿, 每個樂章的封面都有一幅不同的徐悲鴻水墨畫的圖像。
我媽媽很想聽我演奏這首協奏曲。不幸的是, 當時政治上的突然變化將我們音樂學校的課程從西方古典音樂改為中國音樂, 我們還經常下工廠和人民解放軍部隊向工農兵學習, 因此沒有機會試奏這首協奏曲。
這個變化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達到高潮, 當時江文也和我們所有的音樂老師以及音樂學院的管理人員都成為運動的目標。我看到江文也在校園裡遭到嚴重攻擊, 並被強制勞動。像許多著名的藝術家一樣，我已故的父親也成為文化大革命的目標。我們家遭到紅衛兵的衝擊, 他們撕毀了許多繪畫, 書籍, 畫冊和唱片。徐悲鴻紀念館被拆除後, 在 1967年初搬家之前, 我們盡力收撿倖存的書籍和樂譜。但是沒有找到江文也為我創作的鋼琴協奏曲手稿, 我感到很難過。
2016 年, 也就是我媽媽廖靜文去世一年後，在整理她的書和其他遺物時, 我驚訝地發現了鋼琴協奏曲“徐悲鴻的彩墨畫”第三樂章: 風雨雞鳴—壯烈的回憶。我認出了江文也手寫的鋼琴和管弦樂隊的精美樂譜，封面上有父親的雄雞圖像。半個多世紀以來, 它的顏色已變黃了。樂譜邊上有些破損延伸到音符之處, 但大部分樂譜是可讀的。
這份重新出現的音樂手稿把我帶回到 1964 年。江文也為什麼選擇為他的畫家朋友徐悲鴻十幾歲的女兒寫這首協奏曲？也許在他作為右派分子的處境下, 我對他音樂才華的欣賞觸動了他的心。也許江文也認為，他以徐悲鴻的畫作為題材寫的作品在政治上是安全的, 因為徐悲鴻當時得到了周恩來總理等領導人的支持。更重要的是, 我認為作為一個青少年鋼琴專業的學生，我會有很長的職業生涯。有朝一日, 即使在他去世後, 我也能為他演奏這個作品。對他來說，這可能是他晚年創作的這部重要作品被世人所知的唯一可能性。
作曲家江文也會很高興聽到我將於 2022 年 10 月 22 日在紐約林肯中心的 Alice Tully 音樂廳舉行這部失傳作品的全球首演。
音樂會購票信息，請訪：https://tickets.lincolncenter.org/syos/performance/24422?_ga=2.145796340.138590872.1662230399-517076506.1661900913
徐芳芳所著回憶錄：Galloping Horses: Artist Xu Beihong and His Family in Mao’s China. 《奔騰的駿馬: 畫家徐悲鴻和他的家人在毛澤東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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